“精英治国”的基础是共识存在

发布时间:2022年06月10日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刘波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社会必须由精英来治理, 但同时他也强调, 精英必须公正地考虑利益。所有的人。不出所料, 这一声明遭到了很多批评,

既有来自“右翼”的自由民主主义者, 也有来自“左翼”的底层利益和“人民民主”倡导者。
       不过, 对这些言论的评价,

不能脱离当前中国社会的具体背景, 否则批评可能只是与稻草人的一场空谈。从毛玉石的解释来看, 他应该提倡一种专家治国, 而他所针对和批评的正是这几十年来一直存在的“政治领导”现象, 这符合历史潮流。
        .从词汇上看, “精英治国”等词组之所以备受争议, 恐怕也与人们对“精英”一词的理解不同有关。 “精英”这个词有许多不同的含义, 即使在英语中, 也可以表示非凡的能力或特质, 也可以传达出贵族、居高临下的内涵, 令人反感。所以在当今的西方社会, 即使是事实上的“精英阶层”也不称自己为精英。在公共媒体中, 精英经常被左派用作批评的对象。在中文语境中, 这个词似乎更中性。它可以指高财富和社会地位, 有时也只能指更好的教育, 更多的知识和洞察力, 没有经济色彩。颜色。从历史的角度看, 一个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可能需要不同风格和品质的统治者。英、法、美、德等西方近代国家大多是在革命之火中诞生的, 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形成也需要经历摆脱殖民主义和自身现代化的双重任务转型。斗争随之而来。在应对复杂挑战的同时保持底层人民的支持,

往往需要“智利式”的领导者。政治体制通常表述为“强人治国”、“革命治国”或“军人治国”, 需要一个或一群所谓的“舵手”, 哪怕他们不负众望以他们的名义, 还需要通过“造神运动”来创造一些。在一个国家转型的早期阶段也不例外——即使在像美国这样典型的进步国家, 历史教科书对国家的“父亲”也有太多要说的。然而, 随着各国“巨人时代”的结束, 内外环境趋于稳定, 一砖一瓦时代的到来, 社会需要更多的专业人才, 包括经济、金融、法律、工程、社会管理等专业人士。该领域的专家参与国家治理, 特别是在信息化程度高、社会分工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这个阶段不需要太多鼓舞人心的伟人事迹, 但它是走向正常稳定状态的必要步骤, 政治话语也将经历一个“祛魅”、平凡化、生机勃勃的过程。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 专家治理在西方和中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柏拉图心目中的“乌托邦”是“哲学王”的境界。在他看来, 如果我们日常业务、造船等都需要依靠专业人士,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由城邦公民而不是专家投票选出的人更适合治理国家?他主张国家应该由哲学家来管理, 而知识最优越的人应该保护阶级的其余部分。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思想, 如《礼记·礼云》中所说的“择贤良才, 守信修和”。当然, 这些可以说是人类童年的乌托邦幻想。但是, 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 应该说在选拔优秀人才参与政治治理方面,

中世纪黑暗时代的欧洲落后于实行科举制度的中国。文艺复兴时期, 中国科举制度的引入激发了伏尔泰等思想家的想象力, 成为欧洲人打破王权、贵族特权和教会教育垄断的催化剂之一。但毫无疑问, 工业革命后, 欧美脱颖而出, 中国社会发展相对停滞。西方将新兴的现代民主与古老的“任人唯贤”思想很好地结合起来, 进而成为了中国人的“老师”。除了瑞士等少数例外, 今天的民主大部分都是间接民主, 即通过代议制民主, 实现人民的最终主权。结果必然是国家权力的行使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决定不是通过全民投票做出的。因此, 可以说, 现代西方国家大多是民主的治理在外, 精英政治在内。当然, 这里的“精英”并不是指由血缘、家世、财富、官位等因素形成的固定阶层,

而是指选拔出的治理国家事务的专业能力最为突出的人。基础是公务员制度的严格考核和选拔。 , 培训和奖惩机制。可以说, 精英政治与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着永恒的张力。没有约束和制衡, 精英政治很可能滑向寡头甚至极权主义。即使不走这些极端, 也有可能形成固化的利益集团, 阻碍社会的自然更新。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在对二战后美国权力精英的研究中发现, 企业高管对战后美国政治决策的影响更大。
       从“占领华尔街”等趋势也可以看出, 模糊政商界限可能会损害美国民主的健康。但同时也有许多因素保证了西方“精英”与“民主”之间的平衡。 The first factor is, of course, elections, and to win elections, politicians must communicate with them in a way that the people can understand, try their best to show themselves as ordinary members of their midst, and do their best to respond to their声音。因为政客的权力最终来自选举。选举还确保精英会员资格不断更新。
       第二个因素是大文职人员队伍的“去政治化”。精英政治的核心无疑是一支高素质、高效率的公务员队伍, 而这些日常事务的处理者并没有受到政治风向变化的太大影响。在美国、日本等国家, 选举只会带来表面政治领导层的变化, 而庞大的文官队伍仍然作为稳定的基石而存在。大部分公务员不需要进行政治忠诚度评估, 从而避免了“一皇一臣”造成的动荡。第三个因素是精英不是统治者, 不能为所欲为。他们在治理国家时负有道德责任。失去荣誉就意味着失去政治生命。因为任人唯贤不依赖于宗教或血统, 只有正直的品格才能维持人们的信任。西方国家, 尤其是西北欧国家, 经常有政客因拖欠税款等小事而辞职。这不能仅仅用他们的个人道德来解释, 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政党和支持他们的选民负有合同义务, 他们的道德缺陷将导致他们受到全面的辞职压力。至少在公共场合, 精英必须是道德模范。
       当然, 为了保证精英的品德和能力,

优厚的薪资条件也是必不可少的, 而新加坡在这方面尤为突出。最后, 精英政治的基础是共识的存在, 包括精英内部的共识和民众与精英之间的共识。精英政治不可能存在于一个政治思想分歧极其严重的时代或社会。精英政治必然导致专制。任人唯贤的前提是人们对什么是国家发展好的大方向有大致相同的认识, 然后在此基础上实施改进和渐进。这也许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